八、一个不治不愈的心理障碍与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的完善
我和许多人一样，身上隐藏着许多不大不小的心理障碍，这些心理障碍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某种令人不容易理解的特殊性格。我的心理障碍大多数自己悄悄地治愈了。其中有一个心理障碍是不治不愈的，即我从来没有想到要治疗它，它的程度好像在日益渐轻，但从来没有彻底自愈过。青年时代主要表现为疑心农民骂自己是坑害百姓的坏干部，每当农民对我热情时或冷淡时，我都会这么想；后来是疑心自己的成果和技术不够真实，每当别人夸奖或质疑时也都会这么想；再后来有太多的人对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及其效果进行称赞，包括各级党委、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学生、教师、校长、神经症患者等等，我自信越来越多了，还剩下一个过敏性担心：害怕临床技术实施过程中，有蒙人家、“忽悠”人家的低效程序出现，于是我不断地表现出人格上的保守，反对在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中加入兴趣导入的小程序，比如解梦、画画、摆弄些小器械以引起话题，我都会迟迟不肯答应。我的元认知策略要经常和自己的保守做斗争，比如对一套本来早已经成型的技术体系还是磨了又磨，抠了又抠，以至于别人一再地警告我说：你的技术有一半就足够用了，足够好的了，别再磨你的技术了，你快结束酒香巷子深的尴尬局面，考虑如何把它推销出去。我总是推了又推，拖了又拖，一推拖就是几年、十几年过去了。有人说，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目前不是在全国许多地方、许多方面都已经很有些影响了吗？是的，但是这些影响完全是人家找到我们，绝对没有一个地方、一个项目是我们主动找到人家“推销”的。包括传播、认可、科研立项、表彰等方面，无不如此。
我怎么会有什么创伤、苦痛？还会有什么心理障碍？
清朝彻悟禅师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不虚弃，果无浪得。我也这样认为，凡事总有因果相依之缘，诸多因素中少了哪一个因素都不会产生后来的果。像产生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这样的果，确实需要很多很多相互依存的因素。元认知干预技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想研发就能研发的。如果离开那个成长时代及其所造成的特别经历；离开那种经历所导致的特殊的知识结构；离开那个时代造成的对人民百姓的特殊感情及其衍生的犯上反叛精神；离开那个时代造就的堪破尘世功名、权力、利益，执著于为中华民族及其后代做一点真正有价值的好事的优势动机系统；离开那个时代风风雨雨冲刷过后形成的淡泊浮华而不消极的心灵等等，都不会有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的研发。假如当年我接受市委组织部的通知就去上任；假如我当年去华东师范大学皮连生教授处去读他的博士研究生；假如我调来辽宁师范大学以后，追求在高端杂志发表多少篇文章；假如在我们的技术有些名气时，谋求得到政府、学术界和国际上的承认等，都会给我们的技术体系带来想要的荣誉和地位，但是，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也不会有一支优秀和高效的心理干预技术团队的形成和发展。
有人说，仿佛在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研发的经历中，大量地渗透着佛家思想的指导或影响。我是非常喜欢佛家思想中的大智大慧，但我绝不消极；我的为人民服务之心是热烈而执着的；我不消极绝不是说我没有经历过创伤和苦痛，我的创伤和苦痛大多是由于我对待人民大众的那种心情像对待父母般的真诚。
我从小就是个非常幸运的人，不到十六岁就有机会到社会工作，担任基层政府的重要职务，这种经历是终身受益的。我高中毕业的当年就转为正式国家干部，还幸运地被当地党委内定为乡（公社）党委副书记接班人。但是，我有一个缺点也是优点，就是对爸爸、妈妈的感情迁移到了广大农民身上。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接二连三地破格提拔，使我的情绪无比兴奋。在兴奋时得意忘形地想：党和人民对我寄予如此厚望，我绝不能辜负他们！我怎么做的呢？我像悟禅道一样悟毛泽东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一下子悟到了一个灵感——把对爸爸妈妈的爱迁移到广大农民身上，就不会当“万人恨”的干部，而是可以当人民喜爱的干部了。我每到一个村，每面对一个农民，都在大脑中在感情上把他们类比为自己的爸爸、妈妈、表兄表姐、表弟和妹妹……由于经常这样想，渐渐地这种观念在大脑中变得极其优势的。这种认知和感情经验的优势就注定了我后来的挫折经历。
1971年春季，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听妈妈说村上来一位大学毕业的干部，是来管农业生产的。那时的各级党委要抓农业生产，指挥农民什么时候插稻秧，什么时候种地，什么时候向上级报捷，要敲锣打鼓，打着红旗……这些基本上都是给上级领导看的。因为上面的领导不知道老百姓种地和插稻秧是怎么回事，到了春耕时节，如果田间没有人他们就会心理不舒服，于是派大量的干部到下面来催农民下田。这就是当时瞎指挥，下级唬弄上级，做样子给上级看。这种形式主义的瞎指挥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农业减产。因为稻秧还没长大，刚刚发芽，插到水里很快就淹死了。那一年我们家乡水稻大减产，农民的口粮减少到皮粮（未加工粮称皮粮，例如稻子称皮粮，加工成大米称成品粮）每口人每年只有270斤（折合135公斤）。农民们有的骂那个读过大学的干部，有的骂上级领导。我放学了回家吃饭时很饿，却发现吃饭的时候爸爸和妈妈都吃得特别地慢，我迅速地吃完一个玉米面饼子就去拿第二个……这时妈妈叹了口气，原来爸爸下田劳动会需要第二个饼子……我立刻脸红了，知道自己不应该再去取第二个饼子，赶紧把手缩了回来……。后来妈妈把剩下的饼子分给我和爸爸吃，妹妹们在一旁看着，结果爸爸坚决不吃，硬是说自己已经吃饱了；我也坚决不吃，因为爸爸和妈妈要下田劳动；再说还有妹妹们眼巴巴地看着，怎吃得下……这时，妈妈又在骂那个大学毕业的干部逼大家提早插秧，由于稻秧太小都被水淹死了，坑得大家没有饱饭吃。妈妈很瞧不起那个读过大学的干部，但是看着他一副可怜的样子，说：“他也没有办法，是上级……”我听了气愤极了，愤愤地说：“难道他就没有长骨头？就没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正义感？”
妈妈在教育我们时常说：“别把话说足了，天很矮呀，你今天说人家，说不定明天事情就会轮到你自己的头上”。不过当我抨击那位干部的时候，妈妈并没有阻拦我，因为没有人会想到我们这种农民家庭中还能有人当上干部。
我1972年12月高中毕业回乡务农，1973年6月当了村干部，当年的12月我被转为正式国家干部（现在称公务员），调到乡政府（那时叫公社革委会）工作，挣国家工资。这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可是天大的喜事。可是我的爷爷却来到我们家企图阻挡我，极不情愿让我去当干部。他警告我说：土地改革那样，在开原县马家寨一次枪毙20多（为国民党做事的乡或村官）。“当官哪有不作恶的？你还不如去学个木匠，不坑害别人就没有仇人，就不遭万人恨……”
爷爷那天说过的话，妈妈对那名干部的骂声，一直萦绕耳畔不能消逝。我也永远不能忘记要当个好干部，当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替人民百姓谋福办事的好干部。
那是1975年春，我刚满22岁，担任柴河西生产大队（村）的工作队队长。这一年发生了比1971年更为严重的催逼农民提前插秧的事件。如果照办不怠，其农业减产的后果将比1971年更为严重。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一位穿着军装的四川籍军分区的司令员，在春耕时乘着吉普车顺着102国道巡视农业备耕生产情况。发现沿途农田里很少有农民下田劳动。不知道那次是不是司令员误会了？也许他以为农民罢工了吧？他马上召集全地区六县党委书记集中开大会。我们乡的党委书记当场被指名叫了起来，进行了严厉批评和质问……
最后，地区党委根据农业科研所的建议做出一个大会决议：全辽北地区必须于6月1日前插稻秧完毕；铁岭县委为了表示将功补过的诚意，命令全县各乡（公社）必须于5月25日前插秧告捷；我们乡（公社）党委书记在大会受了批评，下决心要挽回上级这个坏印象，决定全乡必须于5月20日前全部插秧战斗结束，向上级报捷！
如果把插秧的时间提前10天，这样严重违反农时，会导致比1971更为严重的减产和荒田。农民们根据1971年的经验分析，这10天到7天时间里，耙好的土地里草籽正好刚刚发芽，经过一次耙地将草芽耙掉后再插秧，可以避免草荒。一位老农民们把我看成是上级，他一句话也不和我说，知道和我说了也没有用，于是自己一个仰天长叹，大声说：明年又要挨饿了，才刚刚吃上几天饱饭哪？！又要瞎折腾了！接下来，他们就把1958年如何吹牛皮，刮虚夸风，导致农民挨饿的事一一讲来……。我此时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坏干部，又一个逼迫农民提前插秧导致农民吃不饱饭的坏干部。我从小就是个不打架骂人听老师话的胆小学生。此时此刻内心的焦虑涌上来，大脑里一片空白，一幕一幕地闪过妈妈、爸爸、妹妹们吃半顿饭就没东西可吃，剩下一个饼子推来推去谁也不肯吃的情景……。农民们只顾叹气，发牢骚，没有人看我这儿……此时我内心真的替我曾经极其热爱和信仰的党和政府痛心，真是痛心极了。我情不自禁地觉得身上穿的衣服特别少，有些发冷，身上也有些抖。我极力镇静自己，不让别人看出来，尽量装出一副临危不乱的样子。心里面一直在想着：如果不按上级要求提前10天插秧的话，会是什么样子？想到这里我很害怕，我从小害怕父母，害怕老师，现在害怕上级……如果幸运的话，碰上主管这片的领导人比较心中有数，做些按时插秧的假相也是容易混过去的。恰巧赶上今年的主管这一片的负责人是一个很机械的中年男领导，也分不清他是真的不懂农时的道理，还是假装不懂？我和当地的党支部书记一见到他都害怕，因为他会劈头盖脸地批评我们，我和他共事一年多从未说过一句贴心的话……。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先安排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去了沈阳，美其名曰去购买拖拉机配件；剩下我一个人承担这一切——假装插秧。结果被上级给发现了，被纠出来的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就像要英勇就义了一样，顿时什么也不怕了。于是，我被纠到公社革委会接受党委一班人对我的质问：为什么不执行党委决议？全乡的各个生产队长、各村党支部书记、县工作队成员、全体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等一百多人在场，会场没有一点声音，连有人把吸剩下的烟蒂扔在砖地上用脚碾来碾去的声音都听得清楚。我想不到认错求饶，而是像就义前慷慨陈词一样向他们解释提前插秧的弊端和当地农民们的生产经验与增产和避免草荒的生产方案。结果导致了党委的每一位成员都轮番地对我大发雷庭，说了许多上纲上线的政治话。
22岁的人生经验让我知道一个道理：一口咬定我们是在研究农业生产问题，探讨的是秋天农民能否吃饱饭的问题，不是谈政治。我很快被“抓革命促生产”的理论驳倒。我被逼得不谈政治不行了，就豁出去了，反问他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反问他们记得不记得1971年的早插秧造成的大减产？反问他们：为什么明明知道这样做今年秋天农民又要吃不饱饭，又要挨饿了，还坚持要这样做？你们真的没有一丝同情农民的良心吗？党委领导指着我鼻子说：“旁的少说，只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不插秧？”我一急就冒出一句“磨刀不误砍柴功！”党委书记气得说不出话来，不停地说：“好，看你个磨刀不误砍柴功！看你个磨刀不误砍柴功！”……
这个会再开下去领导太丢面子，也容易引发其他农民干部的共鸣，于是草草地结束了。这场拒绝执行党委决议、顶撞党委领导的行为，在当年是一件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如果让上级知道了，我会受到怎样的处分是难以预料的，撤职、关押……肯定是必经过程。但是，后来竟什么也没有发生。我至今认为党委领导当中有关键的人起了关键的作用，领导班子中的人肯定是有良心的。只是那种形势大家没有办法而已。还有县工作队的领导和队员也都亲自在场目睹了全部过程，也没有人往县委反映；或者是反映了，县委领导中的人有良心……？这是事后的分析。这种分析使我一直很欣慰，我认为中国好人特别多，中国是有希望的。
但是，在我和党委一班人对抗的当天和随后的大约一个星期时间里，没有机关干部再敢接近我，见面都是微微地一笑，淡淡地打一个招呼，有的甚至只是微微地一点头……这种疏远意味着人们猜想党委班子在准备重重地处理我。所以，当天晚上我彻夜未眠，独自一个人坐在柴河大堤上哭到半夜。那时想到是惹怒了司令员的话，这种顶烟上的行为是可能坐牢的；至少要撤职或可能政治管制失去自由等等。哭的情绪主要是自己信仰的动摇，是童年种种美好梦想的破灭。
到半夜零点时，村党支部书记金树元大哥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了，他或许是从沈阳赶回来了，或许压根儿就没有去沈阳，总之他躲过了这一劫。他比我大七岁，有经验，所以赶紧站出来收拾这个乱摊子。他以兄长的身份安抚我并命令我：“祸从口出！千万不要再多说一句话”；然后他去找有关方面做谐调工作，尽量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村上的农民们也都纷纷想办法假装行动起来，作出响应上级号召提前插秧的样子，以便替我减轻罪责。他们派老弱社员到102国道旁边去插秧，田里多插红旗，多放语录板……好让上级领导下个台阶或消消气。
事后我们都捏一把汗，在场一百多人，只要有一个人把事情捅到上面去，接下来的事就谁也预料不了。那年代，重要的判罪定罪都是地区党委常委开会定的，法院只是根据地委的决议走一走法律程序而已。
事后我去医院诊断出患了严重的心动过速，每分钟心跳达172次，医生连连说：“赶紧治疗，赶紧休息，谁知道哪一下心脏蹦出问题来？”上级安排我离开了工作队长的岗位，到县里开了一次会，一个多月后心动过速被彻底治愈。但是，那次我患了非常严重的失眠，用尽所有的方法治疗都无效。我的失眠持续了18年，直到1993年6月，我用自己研发的治疗失眠的方法基本治愈。
直到我后来上大学离开农村，我一直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到农民中，就害怕农民说我弄虚作假，害怕被老百姓把我当成是坏人干部。我大学毕业后第二年当了铁岭市教育科研所副所长，我总是觉得自己是冒牌的假所长，假专家。我到各县去，到中学去，我都坚决不喝酒，更多地动机是害怕教师们看到我喝酒的样子，把我想象成坏人干部。
这个毛病一直保留至今，我对我培养的研究生和其他技术人员能否治愈来访者的心理障碍，治疗效果是真是假，是好是坏一直保持着过度地敏感。总想着患者治疗效果、学习障碍干预效果等，影响人家命运……就像当年插秧早晚事关农民吃不饱饭一样严重。
这种过度敏感也深刻地影响了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的研发。曾有许多人，曾有许多次，提出过许多包装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的建议和意见，其中包括培训包装；包括技术实施包装，技术导入包装……例如借鉴团体心理训练的技巧；借鉴XX疗法的导入方法，增添点小游戏……以便引导来访者感兴趣，产生觉得神奇、神秘、好奇的效果等等。最终没有一个建议能够被成功采纳。我直觉上总是觉得是在“忽悠”人家；是在商业诱导；是在往技术干预程序中“注水”冒充斤两……。我清楚地知道我的过敏妨碍了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的趣味性和大众好感程度；我也清楚地知道，我的过敏压制了一些人的灵感和积极性。
歪打正着，不加入兴趣导入程序，更有利于给人民大众一个简简单单的高效心理技术；这个技术程序中不加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花梢不实的东西。对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体系本身，还是坚持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现在回到彭逊提出的“为什么只有您研发了元认知干预技术”的问题上来，答案是基本清楚的：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完全仅靠自发或努力研发就能够产生的。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是特定的历史时代造就了特定知识经验结构与人格的人，又遇到了特定的历史舞台及其上面所发生的既偶然又必然的一系列事件和一系列的人；以及这些人在这些事件中所取得的成功和所犯下的错误、所形成的心理障碍等等，构成了这样一种机缘，使我们做到了想做的事情。（结束）
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研究所值班信箱：13390021338@163.com
新闻详情
图片故事
研修生园地
学校教育
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