㈡“为什么只有您研发了高效心理干预技术”？

二、为教育事业守“鱼渊之忠”，过好舍得关

忠，或者说是愚忠，常常可以使身处劣势的人转变不利处境。长期以来，我对三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政治家诸葛亮的理解，颇为受益。他出山顺序在关羽、张飞、赵云之后，论文论武，都有多人在他前面。一位年不满30岁，仅仅是有一些口碑的农民知识分子，再去掉《三国演义》中“借东风”、“空城计”等唯心主义的宣染，他还有什么？他提倡“守鱼渊之忠”，其意是说，忠之于臣如渊之于鱼，鱼无水则亡。他们的忠的思想深得刘备信赖，委以重任，使他有机会展露政治、军事方面的智慧才能。诸葛亮在成功路上讲“人谋”（见《隆中对》），这些人谋的内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我们离开忠也会死亡，虽然死亡的不一定是生命，但是，确实有许多东西是需要足够地忠诚，甚至是带点愚忠，才能存活下来。否则，人生一世极难做成一点有价值的实事。

当时我们科研所的第一任所长任殿铭老先生，一位当年铁岭师范学校中层干部起身的德高望众、颇有境界、有口皆碑的忠于教育事业的前辈。我一出大学校门就在他身边工作，我崇拜他、热爱他、关心他（他身患多种疾病仍然坚持积极乐观地工作着）……渐渐地，我和他之间的感情、信任、知心……都自然而言地达到了几乎是情同父子的程度。他值得我为他去守“鱼渊之忠”，我决定要忠于他，忠于他的教育科研理想和事业。这样做有时看起来很愚，也许幸亏我有了这点子愚劲儿，否则不会有后来的元认知干预技术的研发和成功。首先是这点愚劲儿，使我和他之间有了一种难得的知心、信任、感情。但我知道他对我的感情，更多地是出自一种对未来教育事业以及教育科研事业寄予了深厚的期望。他非常自信地把我当成是那个最称职的、最令他满意的接班人，他和几位教育界老领导共同预期：以我当时的钻研和不辞辛苦，若干年后定会把教育科研所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但是，同时他又非常悲观地预测：“中国永远不会产生自己的真正优秀的大教育家。因为在官本位社会里，年青人一优秀就提拔了去当官；人一当官就江郎才尽……”。因为我一直面临着被上级看中后调出教育科研所的形势。

在党政机关到处找接班人破格提拔的时代，如果你确实是一个有志向、有能力、有智慧、有必备人格去研发元认知干预技术的年青人，你身上总会有某些东西引起上级组织部门的关注和培养。这时你立刻面临的是要不要到新岗位上去，做更现实、更把握、更实惠、更大的事。包括：

第一，做掌实权的官员；

第二，出国做事或留学；

第三，读硕读博深造占领学术研究的制高点……

经常有人说，你若是出国留学或者去读硕士、博士，会更有利于你研发元认知干预技术……这些话都是没出国学习过心理学和没读过心理学硕士、博士的人说的。以当时的实际情形，若是能够立足本职岗位，忠于老所长的事业理想，实实在在地深研究下去，确实要比出国学心理学或读心理学硕士、博士更容易实现目标。

但是，这样的美好理想其实是很不容易实现的。1983年初，我第一次填写上级组织部门给我的《梯队干部登记表》，后来每过几个月就又填写一次。很快在科研所就地提拔当了副所长，没超过半年，市政府、市委有关机构便纷纷前来试探着要平调我到上级机关去任职。

我带着一种对老所长的情感，带着一种使命感，一种对老所长事业理想的愚忠的冲动，谢绝和回避了一次次暗访明查和试探，坚决地留在老所长身边工作，执意要当中国的真正的教育家！

最严峻的一次考验，也是最转折的一次，是1984年5月，市委组织部工作调动，目标是到科技干部处担任一个副处级职务；当时组织部门对这次人事安排还有一个说法：“如果调上来以后干得好就继续往上提；干得不好就退回教育局做副局长”。由于我的谢绝，构成了一个严肃的政治事件——市教育局因此遭到批评：“培养的梯队干部关键时刻冲不上去”。据说上级领导把我的拒绝提拔调动看成是一种“临阵逃脱”的“逃兵行为”，而且骂了很难听的话。我还是静静地挺过去了，继续留在教育科研所努力地学习着，默默地工作着。

这年秋季，党委书记又找我谈话，要我去省党校接受青年预备干部培训。我说“我硬着头皮顶住，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在说这些话之前，我本想和党委书记开个玩笑，不料这些话一说出时，表情竟然异常地严肃，仿佛真的大难临头了似的，从口气到表情都没有一点笑的意思。这时，党委书记却笑了，他口气温和地说：“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会替你向上面回答这个问题，我就说是工作需要，说老所长身体不好，你离不开科研所。”

后来还有几次出国和考研究生、读博士的机会……，都认为我当时外语下了特别多的功夫，又热心搞翻译，即使不走仕途也应该在学历上再向前迈一大步。我也没有动心，而是渐渐地把如何亲手建设一家全国最货真价实的、最效解决教育难题的教育科学研究所，作为终身追求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从自身做起提升专业起点的水平，赴辽宁师范大学教育系参加首期助教班系统学习教育心理学硕士研究生的主要课程；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邵瑞珍教授、皮连生教授门下当访问学者；到铁岭市第三中学任副校长；和市中小学教育研究中心小学教研部合作下基层搞了3年多作文改革实验……

东北大平原上流行一句老话，叫作望山跑死马。那些有价值的伟大目标看起来不远，其实你真的要接近它，一奋斗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为了实现目标，我必须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决定远离行政事务，远离政府直接干预。1987年9月我离开了教育科研所，应聘到铁岭市教育学院任教育管理系主任兼干训部主任，以减少教育局对我们成果的预期与干预；1990年1月，趁着高校调整，自愿到铁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任教育心理教研室主任，职称是副教授；行政事务再一次明显地减少，和政界距离一下拉远了，手上的研究项目研究速度加快了。为了彻底摆脱铁岭教育界对我的“有远大前途”接班人一类的刻板印象的束缚，1995年3月，我离开铁岭调入鞍山师范学院，后来在那里创建了应用心理学研究所。当年用来创建全国最优秀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项目内容，也越来越直指心理学各派理论、方法的纵深处……于是，才有了机会去渐渐地形成后来的元认知干预技术体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