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套高效解决心理问题的技术形成以前，已经有人在高效地解决心理问题了。但这是个别人在解决个别问题时表现出来的个人智慧，而并不是人人都能够用之有效的标准化心理干预技术体系。在若干方面若干问题面前，早就有中学一线教师中的能人能够高效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几乎不能研发出人人用之有效的标准化心理技术，因为他们有严重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但是，这套标准化技术也不容易为大学教授们所研发，因为大学教授远不是一个高效解决具体问题的人。要研发出这样的一套高效的标准化的心理干预技术体系，既要有大学教授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基础，也要有中学一线解决个别方面个别问题的个人智慧能力。
个人智慧的形成往往出自偶然。研发成为高效心理技术，是让所有的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的人都能够学会。这样就必须找到那个具备解决问题的智慧的人。例如像辽宁盘锦的魏书生老师等，就是有这样智慧能力的人。
作为一名中学教师，我未必合格，更不敢和魏书生老师相比；但是要论解决具体问题的智慧能力，我想我还是有一些很特别的经验优势的，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些特别经验。
㈠早期从事社会工作实践经验和特殊老师的特殊课程
1968年11月4日，正是“文革”时，我还不满16周岁。我和我同一个村的几名同学们一起离开山头堡小学，回家乡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当时劳动的内容是在场院上打场（为豆谷脱粒）。当我干到第4天的时候，被上级工作队指定去参加一个特别的学习班。在经过了20天的培训以后，由于一位母校老师的暗中推荐，加上在学习班上表现得到上级工作队的认可，说我分析问题能力强，于是推荐我到生产大队（村政府，一个管理3500多口人的机构）去做了群众专政队副总指挥，负责整理一些在押人员的专案材料。如此小的年纪得到如此意外的提升，我知道是为什么，是因为我在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季老师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甚至可以说是超量的图书阅读机会。季老师是负责管理学校图书的年轻教师，他很高兴我喜欢阅读。当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模仿表哥在读书时记笔记，后来渐渐地形成了一读书就做笔记的习惯。就是这样大量地阅读和做笔记的过程，使我在回乡务农以后一开口说话就与当地其他知识青年有些不同。读书多，使我能够说出想说的话，因此被工作队的人认为是有分析人的天赋，被逐级向上报告，一直报告到公社（后来称乡政府）党委书记那里。那时的我除会表达，其余的什么也不懂。在大队干了33天的副指挥以后，我又得到提升，被调往公社革委会（就是现在的乡政府，管理约2万人口的政府机构）政治运动办公室做工作人员（据说是当时领导想培养我做公社筹建革委会最年青的接班人干部）。又过了28天，我又被派往当地的柴河大队做一名工作队员，接受锻炼。具体任务是负责协助那里的工作队组建领导班子，考核干部人选等。这前前后后一共经历了近半年时间，使我参与了大量的专案处理；组建领导班子选人调查工作等等。
这完全是由于偶然因素，偶然地在小学遇上一位好老师多读了一些书；偶然地受表哥影响记了些读书笔记，促进了书面语思维的发展；偶然地赶上那个年代搞政治运动的工作人员文化不高，误把我当成了分析人的心理有天赋的人；其实只不过是我分析人的心理里运用了比他们多的小说里的知识和书中的语言而已。误当天才也促进人成才，我怀着极大的兴奋去观察社会观察人；分析社会分析人……这样就形成了早期智力发展过程中的知识经验和兴趣的优势。这种知识经验和兴趣优势对于后来的文科学习有特别重要的促进作用。它促进我后来读初中、高中的生涯都是与众不同的。
1969年9月，我返回学校到初中班插班学习时，代数比同班同学晚学了一年的课程。老师把我分配到当时班里学习最好的同学做同桌，我每天不停地问问题，这名同学总是很乐意告诉我，尽管有时略带点训斥口吻，我还是很感激他。到了第一次期中考试时，我竟意外地成绩超过了原来班级学习最好的这位同桌，得了班里第一名。我莫名奇妙，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奇迹？到高中时，我的学习成绩也还总是胜人一筹，有一次省里召开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时，对各学校学生的学习能力情况进和摸底调查，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考试。我的语文以93分的成绩排全县第一名，而排第二名的铁岭城内第四中学的学生的语文最高成绩只有85分。我的数学和政治成绩都是全校最高分。那时我就能够隐约地知道参加社会工作实践锻炼，使人个性成熟起来，更容易适应学校生活，适应老师，适应学习形势和任务，加之社会工作实践对心态、动机对学习成绩影响的潜力是巨大的。
学习成绩好了，又有一段社会工作锻炼的经历，老师们都对我很特殊。经常在放学以后，班主任贾万仁老师把我留下来，就我们两个人围在炉前漫无边际地闲谈。贾老师很会弄炉子，他总是把炉中的火弄得旺旺地，然后再把煤灰中没有燃烧尽的煤渣再一块一块地捡出来，放回炉中再燃烧……直到这一天的煤渣全都被淘尽了，烧尽了，天也完全黑下来了，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我们每次谈话都会在两个小时以上，他说他和我谈话特别快乐，说我确实知道得很多……。那时候，贾老师三十多岁，教书十来年了，难道我一个未成年人大脑中还会有他所需要的知识给他带来快乐吗？他是在享受和优秀学生在一起的快乐，这是教师们的一种嗜好而已。后来我当教师的时候，和优秀学生在一起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快乐，就和古董商遇上了越王剑时的感觉差不多。这个期间的谈话中，大多话题是围绕班级里、学校里、基层政府机关里，某事某人某种人格或心理进行的。我还是老习惯，爱分析某时某事某人的某种心理活动及其依据……这正是老师爱听的，也正是这位老师会以成年知识分子的眼光帮助我补充和纠正某些分析和判断，他常常会非常努力地回忆过去在哪本书上读到的某个知识点来和我分享。当炉中的红红的碳火一点一点地完全熄灭，教室里一点一点地暗下来，再完全黑下来的时候，他有时还是不肯走，还在深深地思考中。每当我们走出教室来到学校院里的时候，校内总是鸦雀无声，我们两人脚踩在冰棱上发出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校园里发出回声。
我只读了一年初中。对我来说，最铭心难忘的是我和贾老师这位友好、知心、真诚的深入的交流。常言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们在长达一年时间里，一次次地快乐的深谈所得，为了后来的专业和智慧发展奠定了特殊的起点。在后来的人生中，我经常表现出这样的一种能力——在没有权力和权威的条件下，完好地管理一个集体或机构，使其高效地发挥效能。在读高中时，我是班级团支部书记，但不是班长。当我们的班级被派往柴河村驻在当地进行长达七天的农业生活劳动时，班主任老师因病不能带班，未经和学校领导商量，就先任命我代表他管理班级40多名同学，我们总是会万无一失地圆满完成劳动任务。当我们的班主任把任务交给我后，他再去和学校请假回家休息。学校领导竟然没有一点异议的担心，也没有再派老师过来关照我们。学校是那样的相信我，让我快乐无比。在我大学毕业后到铁岭教育科研所工作时，由于老所长身体健康原因，经常不能上班工作，在没有副所长的条件下，所长经常把他的重要工作委托给我，再由我指挥那些比我年长资格老、大多有着担任校长职务经历的专业人员共同完成任务。当有人质疑这件事，向上级反映这种不正常情况时，上面的一位领导说微笑着说：他们都已经习惯这样了。
1972年12月28日，我参加完高中毕业典礼，回家乡当农民。没有人再提起我当年在大队、公社机关工作的事。当我在生产队参加了半年的农业生活劳动以后，有一天，一位我并不认识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沈文波（相当于后来的副乡长）下田巡视，在我们劳动现场停了下来，边和农民们一起劳动，一边谈话。听农民们介绍说我是高中毕业还乡劳动的，就过来也和我搭几句。几句话过后，他停下来仔细看了我一眼，我没有理会，只顾埋头劳动。因为我从小接受的家教是：劳动时要弯下腰专心劳动，不允许直着身子谈天。到休息时，沈主任把我叫到远离人群的地方蹲下来，问我对大队（村政府）的看法，对当前生产的看法……这些我不擅长，所以，就如实地简单说说。我不知道这些简单说说的话中渗透出什么来了，他回去就和他的上级汇报了我的情况。没出一个星期，我被调到大队（村政府）工作，任团总支书记；一个月后任副主任。又过了半个月，还没有等我开展工作，就调到调到县治理辽河的工程工地担任民兵营的副教导员，主要是做政治宣传工作。年底，也就是1973年12月底，我调到公社机关任团委书记，转正为正式国家干部（现在叫公务员）。
在这期间，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我甚至为自己没有做成一件像样的工作感到很焦虑的时候，还是所到之处，一片赞扬，一年之内连升三级（从生产小队社员到生产大队干部，再到公社当干部）。我知道我得益于老师让我早期读的那些书；得益于社会实践对我后来学习知识动机的激发；得益于班主任老师一对一谈话的特殊培养；得益于后来高中接受的教育和锻炼。
㈡哲学、文学、人学——向哪儿前进？
到公社工作以后，我做了两件大事来继续提升我的分析人的工作能力。
一件事是刻苦深入地读书。我读完了《英法德俄历史》；《毛泽东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读了两遍《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一至四卷。第一遍是通读，第二遍是精读，读不懂硬读；过几天再重读……渐渐地懂了一点。1975年开始，我渐渐地发现读《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很有用，就开始反复读并且做很细的读书笔记。我足足读了一年半时间。临上大学前，我把笔记放在了原来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一共四本，粗略地计算过一次，约有24万字。后来放暑假回办公室取笔记和材料时，这些材料已经被当作旧档案统一焚毁了。
那时候，上级刚开始号召党政干部读三个四卷：《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毛泽东选集》四卷时，只是一种政治时尚。后来我发现攻《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四卷可以升华我对某人在某情况下形成某思想或个性的判断特别有帮助时，我便满怀热情地痴迷在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学习中了。这一段时间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使我对人的态度、认识等心理内容形成的脉络特别清晰。后来我就习惯地总是了解某人有某经历、经验、会形成某思想、态度、性格；再预测其在某情况下会有某思想、某行为反应……。
我的这种爱好和习惯屡屡被证实是有效的，于是我更加兴奋。后为听说“文学”是“人学”；对人知道得特别深入时，就可以写好戏剧、小说。我便深在下基层检查工作时躲藏农田、山坡、仓库、农舍等处，试着写剧本和小说。我一共写了两个剧本，一个长一点的六幕剧被列入铁岭专区（后变为市）创作办公室1974年的6部创作计划作品之一；另一部短一点的在县里汇演时上演过。后来又转向写小说，试图通过人物的出身、经历、环境来探索人的性格的发展和变化。在我上大学前，曾专区的内部刊物上发表过一个短篇。由于1977年考大学，中断了写作。
1978年3月，到沈阳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上学读书。我读书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研究“人学”。攻读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研究福楼拜、巴尔扎克、佐拉、乔治·桑、列夫·托尔斯泰、托马斯·曼……等世界著名作家对人物后天的经历、遭遇、处境与性格；性格与命运之间逻辑关系的把握。
在我大学毕业前，我写了一个六万字的介乎于哲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学边缘的材料，表达了一种对人的心理形成的接受干预操作的原理和方法。阐述从物质进化、意识产生、思想态度形成、性格发展……直到当前态度、行为和智力反应的规律。后来一位当年在共青团地委工作的好朋友说，她要把这个材料推荐给一位领导……我这个人对此类事淡漠，白白地把材料一交……转眼半年过去了，也不过问一下。后来这位领导又向上提升了，提升得很高，我也就没好意思再去问材料的事。
㈢哲学、文学、人学……最后归宿心理干预技术
就在我又想搞“人学”又想突破文学的时候，大学毕业一到工作岗位，教育科研所所长让我研究心理学……我便立刻放下了文学、人学、哲学……全身心地投入到心理学上来。
如果说我研究的心理学是海上露出的冰山的话，那么，在大海下面深藏着的，是我长期积累起来的那一大堆杂七杂八、不伦不类的文学不是文学，哲学不是哲学的东西。我带着这样的一种摸糊的积累，一头扎进中学一线，扎在那些很像魏书生似的高智慧的中学教师当中，把哲学文学的、我自己的、优秀骨干教师们的、心理学各派方法的……所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技巧标准化、理论化……它必然产生一种高效干预人的心理的东西。
有人说这些好的方法是大拼盘。如果把几片香肠、几块熟肉、几粒花生米放在一个盘子里作早餐，这叫堆砌，没有质变。如果把滑翔机的机身结构、汽车的内燃机、船的螺旋浆拼在一起，就是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因为这种“拼”是把各部分功能联系为一个新的整体，产生了功能上的质变。珍妮特·沃斯在她作的《学习的革命》一书中曾说过：所有的创新都是旧知识的重新组合。
一个新事物是不是拼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拼”上汽车发动机和船的螺旋桨以后，原来的滑翔机能够在天上持续飞翔了；重要的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的心理的能力本质地提升了；几大世界性的心理技术难题变得容易解决了……（待续）
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研究所：1339002133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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