㈤“为什么只有您研发了高效心理干预技术”？

高效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高手，大多数在教师中，在作家中，在狱警中，在教练中……很少会在心理学家中间。因为心理学家们的知识结构、才能结构、思维结构是专门用于搞心理学科研的优势结构，而不是解决这些领域实际问题的结构。心理学家们不熟悉各个领域，仅仅靠心理学自身没有那么大的效果。缺乏实践经验的心理学家和缺乏理论培养的教师一样，都是有思维能力缺陷的人。他们的工作状态都不是应有的高效工作状态。也只有我们在1999年以后培养出来的，用元认知干预技术武装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师，才基本上克服了这些思维上的局限。我以前多次介绍过的像刘热生、马连列、裴洪伟、赵旭升……等一批刚刚毕业到岗从事教学工作，学生的考试成绩就创造出超过本校本地名师成绩的所谓奇迹，说的就是这部分克服了局限的人的思维能力的正常表现而已。

元认知干预技术研发者为什么能够克服这种思维结构的局限而研发出高效的心理干预技术来呢？其原因是很清楚的，但它是自发形成的。那就是由于种种偶然的原因，使元认知干预技术的研发者的思维首先基本克服了这种思维的局限。说得通俗些，就是元认知干预技术的研发者本人，即使不学习心理学，即使仅凭实践经验，也能当上一名有办法的魏书生式的智慧型中学教师、一名胜任的中学校长、一名有着较高成功率思想政治工作者……这样思维和能力结构的人，又长期刻苦深钻苦读心理学知识，迅速地克服了心理学专业人员缺乏实践能力的思维局限；克服了实践工作者缺乏心理学家们理论思维的局限，这时候，一个类似于魏书生式的高效思维的教师或专门解决问题的应用心理学家暨临床心理学家形成了。但是，他和魏书生有一点关键的不同之处——他把自己的能力、思维、技巧、智慧……用语言文字、科学理论、科学研究程式……得体地表征了出来；又经过十年努力，试着把只有自己能够做到的事，经过培训，让自己的学生们也基本做到。这些传授给研究生们、本科生们的知识和技能内容，就是元认知干预技术体系。

“凭什么只有您克服了心理学家和优秀实践工作者两种人的思维局限，而不是别人？和个人的先天智力素质有关吗？”，彭迅曾这样问道。回答是：“不！这一切都是后天的，前一半路程是自发的、偶然的；后一半是自觉的，必然的。”

早在我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一个能够不动声色就高效解决许多难题的人。

例如1982年1月我刚刚毕业，就到铁岭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当时教育科研所承担一项任务——筹建铁岭市教育学会暨首次学术年会。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从“文革”期间遗留下来的派性矛盾问题尚在，在筹备教育学会年会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所长和教育学院的领导之间发生矛盾，所长托病在家不来上班，教育学会年会筹备工作由教育学院李永生副院长带领教务处处长、干事来筹备。那时我虽然刚刚毕业不到三个月，但我自作主张，在没有任何人授权、授意的情况下，主动、积极参加年会筹备工作，顺其自然地成为了教育科研所在筹备组中的代表。筹备组中没有人愿意详读基层上交的中小学教师、校长们的论文，一共138篇。我主动承担这个任务，把每一篇论文都读得烂熟，预备会在评审论文时我对每一篇论文的情况都对答如流。随后，我抽空把年会上报的论文发剩余部分搜集起来，分别发给未来参会的其他同类题目研究的作者，并且分别给每一位未能参加会议的论文作者写了对他论文修改建议和肯定的回信……。筹备年会的领导、中层干部们很快知道了我所做的工作，他们都很赞称。随后他们让我起草大会日程、会序、论文评审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年会的筹备工作越是做得深入，也就越显得离不开我；年会筹备离不开我也就离不开教育科研所。在筹备工作期间，我和教育学院的两级领导都相处得很好，也渐渐地知道了他们对我们老所长的意见和他们之间发生矛盾的全貌。于是，我找到一位与老所长关系密切的老领导——洪国桓副院长，阐明利害关系，然后陪洪院长共同到所长家中，很快，老所长同意出来参加教育学会的筹备工作了……。就在年会正式召开的前一天，当教育局领导前来视察年会筹备情况时，我们的老所长恰好刚刚赶到大会筹备组。再一看筹备工作，几乎所有深一层的筹备工作都是教育科研所做的。教育科研所当然地成为教育学会的挂靠机构；所长任秘书长；刚刚大学毕业上岗工作才3个月零14天的我，被任命为教育学会兼职秘书。

这年年底，我被选为辽宁省学会工作先进工作者和本单位的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第一年工作我就拿到了3个奖状；第二年我当选教育科研所副所长、兼教育学会副秘书长。我的进步显得很刺眼，超越常规，但没有一个人对我提出过任何异议。在我被破格提拔当副所长之前很长一个时期里，我就已经像副所长一样自然领导所里的工作了。老所长经常生病请假，上级领导就说：你们当中其实已经自然而言地有领导了，谁领导谁也用不着上面再说什么了。当我这个没有任何名份的年青研究人员代替老所长领导大家工作时，所里有刚刚从系统归队的县公安局副局长、县委党校办公室主任和刚刚从省教育管理学院学习回来的市重点中学校长等许多资深的研究人员，他们的学历、资历和年龄都在我之上。可是他们都支持我，都认为我所做的一切是“能干事儿，会干事儿”，没有一个人说我“圆滑”。

1987年春天，铁岭教育学院干训部主任三番五次到我办公室来，说他要退休了，他领导的部门特别复杂，矛盾重重，派系很乱，“谁去也没法儿干下去”。老主任非得要我去接他的主任班不可。后来这位老主任到教育科研所挖人去当主任的事儿被有关领导知道了，遭到了批评。当正式研究如何配备干训部领导班子的时候，上级领导还是认为派我过去当主任，可能会彻底解决这个部门的问题。7月份，我接受聘任前去任干训部主任兼教育管理系主任。我去以后没碰撞到任何一个人，没问任何一件旧事矛盾，带领大家一齐向前走，齐心协力奔新目标。一年以后，我们办公室雪白的墙壁上挂满了市委、教育局、教育学院颁发的奖状。单位一片风平浪静，团结进取的大好形势……。后来有位老领导说，“小金子到干训部，不发一枪，不流一滴血，不得罪一个人，就得了那么多奖状。也不知道原来的那些矛盾都跑哪儿去了？”我自己也清楚地知道，我在平平常常的日常工作中，改变了许多身边的领导和教师，把这些润物细无声的工作合起来，就是一个部门的质变，一个事件的质变。

解决一个部门的问题，是一群人的问题，远比临床解决一个人的问题要容易。因为你只要影响一个人的某一种品质、一种观念、一瞬间的想法、一个小习惯等等，接下来就会产生人群中的互相影响的复杂系统的自组织良性的循环。然后你就不需要再去做什么，让它去自组织就行了。关键是要吃透一个一个的个体的人的心理结构，准确地知道他们每一个人在什么因素作用的情况下会做什么和怎样做，就可能不动声色就彻底解决一群人的问题。如何将这种智慧变成一种人人可操作的工作程序呢？这是我早在上大学前就梦想实现的一个目标。不管我怎么勤动笔，都是一写就是个类似小说的材料，我不知道如何把它写成一个应用手册式的操作程序的东西来。大学毕业以后，我结交了许多智慧非常高的中小学教师和校长，提取他们的大智大慧，同时刻苦攻读高校的研究生课程，模仿大学教师的科研方法，再攻克一个一个的学生的具体问题，渐渐地把个人直觉地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一遇到问题就知道怎么做的智慧，渐渐地变成一种新的心理学理论，例如潜意识条件性情绪反应说、暗示学习说、情绪组织者策略、思维的程序性知识运行说、直觉情绪思维说、逻辑思维的知识检索说等，至今也是只有我的研究生和我们自己培训的学员们才认可并使用的概念。依据这些概念再建立起一套操作上的诊断和干预程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干预技术研发。通俗地说，就是我们所说的让一个魏书生如何培养出十个、百个魏书生的问题。因此，把解决问题的直觉智慧转化为心理干预技术体系，没有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是不够的。在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这样较大的范围内，总会有一些知识经验、遭遇、成长条件、教育条件、处境等特殊的人，自发地成长为魏书生式的有智慧有才能的教师；但是，且很不容易有一位魏书生自发地将他的智慧才能转化为人人可用的操作程序及其理论解释。元认知干预技术研发的难点不在于智慧及其形成本身，而在于把它转变成标准化的工作程序的过程。而实现这一过程必须创新许多新的概念，即词，这些词表征了现有的心理学概念中无法表征的心理现象和规律。（待续）